非理性的‘爱国主义’情绪笼罩下，都保持了清醒的理性精神，这是值得重视的。”（《周作人传》）

1929年之后，文坛各派势力严重对立，交锋论争不断，是那个时代典型的文化现象。周作人在《关于写文章》一文中认为，这种笔战“现出自己的丑态来，如不是卑怯下劣，至少有一副野蛮神气”。兄长鲁迅却与他唱反调，在《中国文坛的悲观》一文中则说：“作文‘藏之名山’的时代一去，而有一个‘坛’，便不免有斗争，甚而至于谩骂，诬陷的……文坛决不因此混乱，倒是反而越加清楚，越加分明起来了。”

且先不论周氏兄弟之论孰是孰非，他们都积极地投入论争却是事实。

周作人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20世纪30年代不仅受到国民党右翼势力的打压，同时又在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中，已被左翼作家视为异类，遭到否定和批判。只是当时左派们的主要攻击对象是鲁迅，周作人没有遭到更猛烈的炮火攻击而已。

后来，在**的指示下，左派们停止了对鲁迅的“围剿”，鲁迅也就成了左联骨干。当然，文坛并未因此而如鲁迅所说，“决不因此混乱”。左派的宗派主义、关门主义依然严重，内部的矛盾斗争也愈演愈烈。但是，左翼作家对周作人、胡适和林语堂等自由主义作家就不再客气了。

1935年1月1日出版的《文学》杂志，发表了一篇《林语堂论》。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左联的论理家胡风。在文章中，针对周作人关于蔼理斯将叛徒与隐士统于一身的观点，胡风指出：“蔼理斯底时代已经过去了。末世的我们已经发现不出来逃避了现实主义而又对现实有积极作用的道路。就现在的周作人氏说罢，要叫‘伧父竖子’的我们在他里面找出在真实意义上的‘叛徒’来，就是一个天大的难题。”意思是作为“隐士”的周作人，已失去了他的历史积极作用了。

周作人针对胡风的这篇文字虽聱牙，意思却清楚的文章，写了《蔼理斯的时代》一文回敬，说：“蔼理斯只看见夜变成晨光，晨光变成夜，世事长此转变，不是轮回，却也不见得就是天国近了，不过他还是要跑他的路，到末了将火把交给接替他的人，归于虚无而无怨尤，这样他与那有信仰的明明是隔教的，其将挨骂是活该。”周作人是说，在历史的变动中，持“顺其自然”态度的“自我”，与胡风这类有“信仰”的左翼文人之间，是“隔”而不通，没有共同语言。

胡风又写《蔼理斯的时代及其他》，批评周作人的论调“对于已成的强者有利的”，向强者献媚。

周作人在《苦茶随笔·长之文学论文集·跋》中，认为左翼运动是建筑在“狂信”的基础上的“新礼教”，告诉人们“狂信是不可靠的，刚脱了旧的专断，便会走入新的专断”。周作人一直在反对“以文艺作政治的手段”，要求文学成为“传道”与“载道”的工具的。

在鲁迅眼里，他是赞同周作人的。在鲁迅三弟周建人写的《致周作人书》中，可知鲁迅与他的谈话，鲁迅说了下面别有见地的话：周作人的许多意见，“有许多地方，革命青年也大可采用，有些人把他一笔抹煞，也是不应该的”。当然，鲁迅这些话，只是说给三弟听，并未敢公之于众，鲁迅是深知其后果的。

值得研究的是，20世纪20年代后期，鲁迅与周作人在个人感情上已是水火不容，形同陌路了。但他们之间在许多重要问题的看法上，如反对文学做政治手段，要求文学成为“传道”“载道”的工具等问题的看法上，是有惊人相似的地方。

鲁迅与周作人在一些问题上有相似的看法，并非是一种默契、自觉的配合，而只是基于实事求是。他们之间的怨恨是根深蒂固的。他们又都遵守一种法则，不公开交锋。

查1932年11月20日，鲁迅回北平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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