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皇帝驾崩的情况下，就是枢密院实则也没有调动兵马的权力，但是一道戒严令，却还勉强在职权范畴之内。而所有的动作，只为保证一点，在新君继位之前，大汉军队，必须保持中立、保证稳定，这也是所有权贵们的共识，谁敢妄动，必遭围攻。

当然，巡逻治安、京畿秩序，还是需要维持的，洛阳府及巡检司的差役、官兵们，也大举出动，严管出入。这也就导致，实际掌握着巡检司的老将常古真，一跃成为洛阳城内实权最重的少数人之一，无他，冲他手握的三万巡检司兵马，就得给他这个面子。

常古真出身平平，是真正从底层一刀一剑打拼上来的老臣宿将，并且，其经历颇具传奇性。幼年惨变，青年复仇，中年从戎，年近古稀了，甚至能够影响到帝国皇位的继承，参与到决定帝国未来的活动中

常古真是标标准准的“西征派”将领，在西北前前后后打了二十多年仗，甚至在魏王刘旻对安西的“营所制”改革中，也成为营主之一，在安西体制下享受着真正封建贵族的待遇（目前由其子孙在安西经营）。

而在常古真崛起的背后，当然少不了太宗皇帝的扶持，他就是在太宗不断的提拔，到达如今地位的。这，同时又反应出，自世祖以来，对寒门后进将帅提拔，以平衡传统勋贵将领的意图。

不管如何，至少在平康八年的这个冬季，洛阳城中，包括在朝权贵的大量人等需要看常古真的脸色行事，同时有更多人通过各种方式拉拢他，老臣也由此感到了几十年来都未感受过的“热情”。

洛阳的局势，也正处于这样一种，复杂、诡谲乃至荒诞的氛围中。最荒诞的地方或许就在于，皇帝驾崩了，除了宫廷、朝堂、官府挂起白幡，披上丧服，从里到外，自上而下，没有一点国丧的样子

当然，这也是可以理解的，皇帝走得太突然，膝下又无后，生前有没有明确制定一个继承人，哪怕备胎都没有。这样的情况下，大汉的权贵们，心思当然都集中在，谁能承继大统，这个关乎帝国前途、万民利益的重大问题上来。

帝位的争夺，从来都是激烈而残酷的，康宗留下的，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散乱局面，就更加剧其冲突与混乱，甚至让人诸多权贵无所适从。

不过，短暂的混乱之后，大伙便迅速适应了。人心固然难测，局面或许混乱，但利益却是永恒的，不论公利还是私利。而基于利益而展开的帝位之争，梓宫运回紫微城后就已经展开了。

当其时，最先表态提议的，乃是宰臣寇准，他总是那般坚决而果敢，引人注意，干脆而坚定而表示，大行皇帝无后，当迎荆王刘文济为帝。

不得不说，在过去的这些年中，寇准与刘文济之间几乎没有超过同僚的关系，甚至没什么来往。当然，这也是刘文济刻意韬晦，所有朝堂宰相，他都没有进行任何的讨好交结。

然而，当山崩之时，寇准却毫无犹豫、指名道姓地选择支持刘文济。其所持立场，也很简单，就坚决地秉持一个立场，太宗之后。而谈及太宗之后，数来数去，在寇准眼中，就只有刘文济了。

寇准代表的，实则是朝中很大一部分人的看法，至少“太宗之后”这个前提几乎是共识，只是，具体地来看，就有诸多讲究了。

太宗之后，可不只荆王刘文济一人。

寇准之后，有徐士廉、向敏中等宰辅大臣陆续附议，但也只表明当立太宗之后的意思。

然后反对的声音开始冒头了，竟然来自慕容氏外戚，他们反对的，当然是刘文济继位。理由有三：其一，自古以来，只有兄终弟及，没有弟终兄及的；其二，荆王久病，难承其重；其三，有契丹血脉。

这三点，第一条当然站不住脚，莫说弟终兄及，就是侄终叔及的，都有。

第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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