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去又冬来。在冬日的灰暗天空下的巨济岛，它被严寒冻僵了，覆着裹尸布的雪，死一样冰冷的雪雾在刺骨的寒风驱赶下沿着紫黑色的山峰飘荡，滚下低洼草地和海滩，直到和海面上冰冻的雪雾混合在一起！而从北方刮过来的大风呼啸着袭击了被海水包围的“死亡之岛”，在装有尖铁丝网的高围墙外面，海浪混浊，它冲击岸礁，发出震撼长空的狂号，往往还因为夹着暴雨和打旋的雨夹雪而声音变得异常沉闷。海岸的森林呢，那看上去只象是一排排的骷髅。

战俘营所在的那个覆着冰雪的“死亡之岛”，秋冬春是雾和瘴疬的发源地；瘟疫随着加速来临的初春，加速溜进了战俘营，把斑疹伤寒吹进了拥挤的铁皮棚和宿舍，还没到四月，就把临时战俘营地六十一联队变成了医院。

半饥半饿，感冒又没有及时治疗，这就注定了大部分战俘要受到传染；七十二联队80多个战俘中，一下子就病倒了四五十个。“课”上不成了，“纪律”松懈了。少数几个还没生病的，几乎完全放任“自流”；有些人死在战俘营里，给悄悄地马上埋掉，疾病的性质不允许耽搁。疾病就这样成了战俘营的居民，死亡呢，是它的常客；它的围墙内是阴郁和恐惧；铁皮棚房间和过道里蒸腾着医院的气味，药和香锭徒然地挣扎着要盖住死亡的臭气。话说正当魏林和其他被从六十一联队押来的未传染的志愿军战俘，在七十二联队警备队遭受严刑毒打时，一个穿着黄色便服、高腰皮鞋的黄头发、黄褐色眼睛、鹰勾鼻的美国人走进警备队，用汉语连喊几声：“魏林”、“魏林”。打手们停住手。魏林回答说：“我就是魏林。”

“走，跟我走。”魏林跟着这个美国人来到七十二联队部旁边的一个帐篷前，这个美国人用流利的中国话说：“中国八年抗战我也参加过‘飞虎队’从印度到云南、重庆的驼峰航空运输生命线物资投送，是中国人的老朋友；我反对他们这样做。我反对国民党这样做。你受罪了，你受苦了。”

魏林没吭气儿。

这个美国人接着说：“我很想知道共产（n）党的一些情况，你能告诉我吗？”

魏林马上意识到这个美国人是个“王牌”特务，他立刻提高了警觉，说：“我不是共产（n）党，所以我不知道。”

“对不起，”这个美国人并不勉强：“你应该好好休息。”

“我无法休息，你刚才看得很清楚，总管上校保证不打我们，你看我身上被打的伤！我的弟兄们还在挨打呢！”

“我马上就去，再不让他们打人和体罚了。”美国人把魏林领进帐篷，说：“请你放心，你在这里好好休息。”然后又给魏林一支铅笔和几张白纸，说：“你愿意写什么，就写什么。”

这个美国人来到警备队，喝令败类们住手，便让那些挨打的战俘回到帐篷里去。

魏林看见在帐篷里还有两个人在写材料。其中有一个他认识，是他们师的一个指导员，名字叫陈吉庆。另一个人是个瘦弱的小个子，他戴着一副厚厚的眼镜，看上去约摸有二十二三岁，一副书生样子。他自我介绍说他叫孙振冠，是志愿军某部营教导员。魏林早就听说过孙振冠这个名字。孙振冠15岁就参加了中国共产（n）党，第二年参加了新四军浙东游击队，以后又到上海从事学生运动。他是志愿军某军最年轻的营教导员，大家称他是“小老官”，在被俘的志愿军干部中，他是第一个公开站出来领导大家开展斗争的。七十二联队刚成立时，美军看守对战俘的情况不熟悉，孙振冠趁机出来担任了军官大队的大队长，领导战俘们与败类李大安等人明顶暗斗，结果不到10天，孙振冠就被美军管理当局抓进了监狱。但是，孙振冠这个名字却传遍了整个美军战俘营。三个人彼此互通姓名后，紧紧地握着手。

魏林问他俩：“你们在写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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