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已。

丁云毅冷笑着道：“你们东林党人埋怨得不到重用，整天怨天尤人，可你们做的那些事情呢？朱由菘登基了，说他是皇帝也好，首领也罢。手下总得有一批可用之人，有人捧场，朱由崧有什么选择，文武只有依靠四镇和马士英。你们东林党人r后怨叹，埋怨朱由菘不能信用东林大臣。是。你们某些东林大臣却是马士英高明，最少在人格气节上要高出马士英太多了，但你们得不到重用归根结底还是东作茧自缚！”

东林党人被丁云毅一个个骂得哑口无言，谁也说不出话来。

这些话。丁云毅其实说的并没有错。东林党人的确不是做大事的人，而且把自己小团体的利益看成高于一切！

朱由菘登基后要论功行赏。答谢拥护自己继位的文武诸臣。一朝天子一朝臣，朱由菘也要组建自己的班底。

这首当其冲的就是组阁。

明朝ā权利机构与前代不同的地方，就是增加了内阁。朱元璋眼见前朝权相、ā相层出不穷，为防止本朝出现丞相权大危及皇权，废止了丞相这一职务，六部九卿直接对皇上负责。但皇上力毕竟有限，帝国之事，事无巨细，显然照应不过来，于是，设立内阁辅助皇帝处理政务。那时的内阁与今天的内阁完全不一样，其实质就是一个秘书处，成员由皇帝钦点或朝廷大臣会推，一般情况，六部尚书、侍郎入阁机会较大。内阁成员被称为大学士，主要权利就是有“票拟”权利。何为“票拟”？古代臣子向皇帝报告政事或请求事项须写奏章，这奏章先由内阁大学士看，写出节略，就是“中心思想”，然后大学士针对奏章写出处理意见，上报皇帝定夺，皇帝常常就朱笔一批“同意”。所以这”票拟“之权非同小可，尤其明朝皇帝奇懒无比，简直如同”代天行命”一般。

内阁成员中，以首席大学士地位最为尊崇，又称“首辅”。按明朝制度，兵部尚书位居南京留都百官之首，朱由菘在南京继统，兵部尚书顺理成章成首辅大学士，史可法也确实坐了首辅大学士。然而，此时发生了一件微妙的却影响颇为深远的人事调动：马士英入阁办事，史可法督师江北。马士英入内阁是顺理成章的事，朱由菘无论是为了酬谢马士英拥戴之功，还是要组建一个自己信得过的班底，马士英都必须入阁。

然而，为加强江北防务，内阁大学士必然要有一个“代天子督师”。明朝末期为应付紧张复杂的军事局面。往往派大学士督师，孙承宗、杨嗣昌、洪承畴都以大学士身份督师过。按说，南明此时派大学士督师，马士英是最为合适人选，一来驻军江北的高洁、刘良佐诸人本就是他的部署。归他节制；二来。首辅大学士不可轻出，除了史可法，也只有马士英最为合适，其他阁员都未带过兵。不晓军事。

但是，最终是史可法督师江北。虽然此时的史可法职衔仍然高于马士英，但督师于外和佐理机务于内这里的分别可就太大了！派史可法督师在外，显然就是让他远离了权力中心，排除了参与决策。史可法只得乖乖赶赴江北。走马上任。

此前，史可法曾给马士英写了一封福王“七不可立”的书信：贪、、酗酒、不孝、不读书、虐下、干预有司。

史可法的这封信，朱由崧看没看到没有几个人能够知道，合理的揣度是马士英并没有让朱由菘看到这信件，而是把它做了要挟史可法的把柄——但凡我马士英提出的主张，你史可法都要无条件支持，否则，就把这封大逆不道的信交付皇帝。这种揣度自有它的合理成分，但未必如此。依马士英的为人和邀功心切的心态。极有可能将这封信早交给了朱由菘，朱由菘虽然心中愤恨，但史可法毕竟是留都百官之首，为了大局，只好忍忍不发。但也不能留在眼前，打发江北“效力自赎”去吧。从史可法毫无怨言的踏上江北之路来看，后者的可能极大，并且。朱由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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